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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家一般认为构成一个民族的主要因素有三，即血统、语言及宗教。因此，不同宗教信仰反映了不同民族的基本特色。道教这一土生土长的宗教，其最主要的特征是具有现实主义的宗教精神，即其宗教信仰的主旨是直接服务于现实的人生，而不像其它许多宗教往往追求远离现实的虚幻理想。这主要表现在道教重视生命、重视人身的教义与修为法则上。而道教的这一特色，正是中华民族现实理性色彩浓厚的民族性的体现。
早在上古先秦时期中华思想文化体系中即充满了"重人贵生〃的观念。即万物之中以人为贵，而人的生命更有重要的价值。孔子常常讲到"人〃，如"仁者，爱人〃(《论语•颜渊》)、"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不过儒家所讲的"人",是从伦理出发，把"人〃作为社会群体而言的，真正从人的个体出发追求人的价值和尊重人性的，则是道家。《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把人与天地并列，认为"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庄子的主张是"使天下欣欣焉人乐其性。"(《庄子•在宥》)提倡”尊生〃："能尊生者，虽富贵不以养伤生。〃(《庄子.让王.))《吕氏春秋》一书中的《贵生篇》为道家思想作品，明确指出"天下莫贵于生。〃重人贵生的观念成为先秦神仙方术之士的行为准则，如何养生成为从思想理论到具体方法所探究的重大课题，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养生方》借尧舜对话来阐明人之贵重：“尧问于舜曰：天下孰最贵?舜曰：生最贵。”道教从其开始形成诞生之时，即全面承继了先秦重人贵生观念，并作为宗教的本旨。道教早期重要经典《太平经》即反复告诫人们要重人贵生："人最善者，莫若常欲乐生，汲汲若渴，乃后可也。”
((太平经合校)80页)又云："三万六千天地之间，寿为最善〃。并直接指出贪生怕死不仅是人之常情，亦是仙之常情："天者，大贪寿常生也;仙人亦贪寿，亦贪生;贪生者不敢为非,各为身计之。"(《太平经合校》222页)既然仙人亦贪生，学仙者"是曹之事，要当重生，生为第一。"(《太平经合校)613页)此后道教典籍，无不反复强调重生之观念。《抱朴子•勤求》："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唐代司马承祯云T夫人之所贵者生，生之所贵者道。"(《坐忘论>)类似强调生命贵重的论述，道书中比比皆是。
然而综观世界各民族思想文化，莫不视生命为可贵，恶死乐生实乃人类共通之本性。因此，更重要的是不仅重人贵生，而是要发挥人之主观能动作用以养生、护生来达到长生、永生。与消极等待命运的安排或被动地乞求上帝神灵对生命的赐与不同，中国传统思想中更为重要的一页是"我命在我〃的光辉命题。先秦哲人中已有不少论述把天或神的旨意和人的意志置于同等的地位，最突出的如荀子不仅肯定人“最为天下贵〃，而且还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可贵思想，道教承继了这个宝贵思想，并以之作为道教修炼长生的根本观念。《太平经》响亮地说道：“人命近在汝身，何为叩心仰呼天乎?〃明白地否定向天乞求。成书于汉魏之际的《西升经》借老子的口大声疾呼：“老子曰：我命在我，不属天地。”晋代葛洪总结出了"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抱朴子.黄白>)的响亮口号。陶弘景进一步阐述道：
“仙经云：我命在我不在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风邪者，皆由恣意极情，不知自惜，故虚损生也。”又说：〃夫形生愚智，天也;强弱寿夭，人也。天道自然,人道自己。"(《养性延命录>)明白指出人的健康与疾病，强弱寿夭都在自己而不在天。《云笈七筮.元气论》亦云："我命在我，保精受气，寿无极也。”我命在我的思想，是一种与天命论、宿命论和神灵主宰论背道而驰的人生哲学，是—种进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作为一种宗教，本当是上天、神灵的无比崇高，信徒们都要无条件地服从，由天帝神灵主宰一切。道教的神学理论中，也的确充满了神仙世界的描述及对神力的赞颂，但在宣扬天地鬼神的同时，却又极力倡导重人贵生、我命在我的观念，而且把整个修炼宗旨，即通过修炼达到从凡胎变成神仙，从常人达到超脱生死轮回以至长生、永生的理论体系，建筑在"我命在我不在天〃这一命题的基础之上，这是何等的矛盾，然而正是这种矛盾，显示了道教神学与现实人生的统一，显示了天帝神仙与凡人的统一，伟大神奇与平凡人生的统一。这也正是道教神学的外衣底下，掩藏着科学因素的缘由，使道教被科技史家李约瑟博士评价为：“世界上其它国家没有这方面的例子，这种不死思想对科学具有难以估计的重要性。"(《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道教与科学的相通，使道教医学具有了可靠的科学基础，归根结蒂，这正是"重人贵生，我命在我〃的可贵观念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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